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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仅限于此。常健认为,不应否认两国在能源资源等领域也存在竞争。另外,她谈到,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过去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的全球经济议程和决策机制受到影响,这主要需要美方调整适应。
考虑放松资本管制
对于汇率和货币等中美经济关系中的焦点问题,沈明高认为,如果美国的“强美元”目标就是通过推动美元走弱来实现,则“强人民币”的道路还很漫长。他认为,人民币汇率有两个参照系,一是对发达国家一揽子货币,一是对新兴市场一揽子货币,应该考虑对发达国家货币升值,同时保持对新兴市场货币汇价的基本稳定。
浦永灏也提到,中国当局对汇率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对于逐步让人民币升值以应对输入型通胀的看法也在不断加强。与此同时,美国在美元贬值问题上单纯考虑本国利益,也是不可取的。
而对于庞大且较集中于美元资产的中国外汇储备,常健认为存量的多元化不太容易。而对于增量,中国政府可以考虑通过调整贸易机构,减少美元流入,同时扩大民间企业对美投资,增加“流出”。在此方面,美国也应意识到,进一步放开对中国在美直接投资的限制,有助于解决两国间的失衡问题。
沈明高说,中国解决巨额外汇储备的根本办法是抑制外储过快增长,然后逐步降低外储。目前阶段,可以考虑放松对企业和个人资本流出的管制。他认为,这是顺市场措施,比控制资本流入的逆市场措施政策扭曲更少,效率损失更低。
浦永灏则认为,中国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有其历史原因,但目前面临两难,如果稳定汇率,外储规模就很难压缩,如果要控制外储规模,人民币可能需要更快升值。这需要中国当局妥善平衡处理。
“两国应寻求层次跃升”
在沈明高看来,中美经济关系的变化,某种意义上是全球经济关系变化的缩影。如果两国在调整结构,平衡贸易等方面解决得好,全球经济将有可能保持虽然较低但更可持续的增长。
他指出,如两国不主动调整,陷入被动调整,其代价是全球经济与市场的大幅波动,或诱发新一轮危机。而从历史经验来看,逆差国的调整先于顺差国。
浦永灏则用“不约而同”来形容中美两国的经济目标。他认为,中美都在调整经济结构,“两国应该寻求层次跃升,加强协调,顾及各自政策的外部影响,从而给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更好的范式。”
他认为,中美企业间的互动将为中美关系整体提升提供基础。“双方应进一步提升战略互信,增加政策透明度,在社会及文化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理解和共识,由此来促进商业领域的互信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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