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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拐点变化,这反映了工资
形成机制发生了深刻变革
自2004年“民工荒”暴发后,农民工工资结束了长期的停滞状态,进入了一个快速的上升通道,从而使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拐点变化:(1)即使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工资仍然不降反升,持续上涨,且增速超过城市工人工资的涨幅;(2)伴随经济的触底反弹,中国经济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反弹,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快速被“民工荒”所替代,低端劳动力的供给已经由总量过剩转向结构性过剩;(3)20多个地方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增速接近20%;以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为龙头对农民工加薪,增速达到40%左右,打破了以往“工资增长慢”、“工资增长以国有单位为风向标”局面;(4)以“富士康事件”为标志,“劳资”纠纷频繁发生,近年来劳资纠纷的数量和涉及的人数都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工资水平的上涨是由人口因素、周期因素、政策因素、结构因素等多因素导致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留在农村的农民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特别是随着农业税豁免、清除统筹提留、粮食补贴、粮食收购价保护政策等,人均产出增加的好处留给了农户,人均产出的增加真正演变为务农收入的增加。另外,受制于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资源价格不断上涨,它将带动城市生活成本、交通费用的增长,并对农民向城镇转移的成本构成上行压力。
中国目前农业劳动力人数仍达3亿,其就业比重达到40%,可以说,农业部门仍滞留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即便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也不代表劳动供给就像传统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具有无限弹性。这与农村劳动力的家庭分工决策有关。今天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正在不断上升,特别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的约束下,务工地与家庭生活地点的空间分离使他们难以兼顾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家庭效用损失愈发明显。现在我国农村留守劳动力正是以妇女为主要群体的,承担着承办土地、赡养老人和抚育子女,如果要继续转移,很多农户都将面临没有劳动力留守的情形。如果要再增加农民的劳动供给,由于会带来家庭效用的损失,工业部门必须以更高的工资作为补偿。这样,工资会随劳动供给的增加而增加,劳动供给曲线变为一条斜向上的曲线,是缺乏弹性的。
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导致农村保留工资和转移成本的上升,农村家庭分工使得劳动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另一方面,工业化进入加速期,产值急速扩张带动劳动需求急速膨胀,巨大的劳动需求会形成巨大的推力,推动市场议价型工资超越生存工资的约束,出现持续、强劲的上涨。在2010年中国东部、西部、中部各个区域的劳动力需求-供给比都超过0.95,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工资上涨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大于挑战
尽管工资上涨将给部分出口行业、部分地区和部分产业带来负面冲击,但从总体上说,工资上涨并不会影响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优势,而且工资上涨也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
第一,工资上涨必定会带来成本上涨的压力,但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持续提高,使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并不会在近期转化为通胀的压力。
从2001-2010年工资水平上涨的情况来看,实际工资水平平均增速低于GDP实际增速,也低于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长速度,因此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从2001-2010年并没有增长。在2008年-2010年上半年期间,单位劳动成本快速下降,从5.1%下降到-0.4%。因此,虽然未来名义工资水平增速可能出现大幅度攀升的趋势,但在短期内企业依然具有消化成本冲击的能力。另外根据人民大学宏观团队的计量研究表明,在中国通胀形成机制中工资成本推动的因素较弱,中国还没有出现过“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机制”。
第二,工资上涨不会对所有行业形成同样的冲击。
不同行业工资上涨对价格的影响存在差异。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工资上涨的影响较大,而建筑业和制造业工资上涨对价格的影响相对较小。根据投入产出分析,如果所有部门工资上涨10%,利用投入产出数据计算的中间产品价格指数将上涨3.05%,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上涨4.01%。工资上涨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国有单位企业平均工资相对较高,而城镇单位企业的工资水平相对较低。要素价格市场化机制形成,内在要求同一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工资趋向均等化。因此,城镇集体单位企业的工资可能首先上涨。集体企业受到工资上涨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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