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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端有市场”,核心目标是让中等收入家庭6-7年收入可买一套普通商品房。去年重庆主城普通商品房均价4500元/平米左右,每套按90平米计算,总价约40万元。按统计发布数据,去年城镇经济单位职工人均年工资30963元,双职工家庭一年收入6万多,六七年下来就有40多万。这里的“中端”,是指有工作的中等收入群体,并不包括低收入群体。我们对购买普通商品房的中等收入群体给予很多优惠,如对首套住房按揭贷款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地方部分实行返还补助,这在全国是首创。
“高端有约束”,即针对三类高端房征收特别房产税:别墅;价格三倍于普通商品房均价及其以上的;投机性购房。高端房的标准定为均价三倍以上,是依据城市土地级差理论测算出来的。任何一个城市从中心地段到最边缘土地都分十个等级。根据经验,由第五级向第十级扩张,房价会降低2/3;反向,则会高至3倍以上。
重庆调控房价主要在三方面:首先,将房地产投资控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0%左右。其次,将楼面地价严格控制在商品房价格的1/3左右。最后,准备征收特别房产税,以此增加房产投机成本。
户籍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产生了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即2亿多农民工被现行户籍制度阻隔在城市之外。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但对重庆城乡统筹改革发展有攻坚突破意义,对全国也很有示范意义。
首先,我们绝不能把农民工当成下等公民,不能仅在统计城镇化率时把他们算作常住人口,而在提供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时,又用户籍把他们排除在外。
其次,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从经济学上讲,当出现“刘易斯拐点”,即一个国家10%的农业人口就可以满足农产品需求时,务农者收入与城市人群没有差距,甚至更高,城乡二元结构即可破解。如果农民工户口不转,其人口红利留给城市,老了重返农村,十多年后农村户籍人口仍高达70%,农村劳动生产率还会一如从前。我们不能对城镇户口捆绑住房、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的事实视而不见,让“刘易斯拐点”被体制性扭曲。
再次,让城市更年轻,增加城市人口红利。农民工成了城市居民后,实际上是用人口红利回馈城市,他们应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是他们自己通过劳动创造的,绝不是摊薄了公共产品的“蛋糕”。
然后,促进城乡资源一体化配置。户籍一头附着了城镇居民的住房、就业、养老、医疗、教育这“五件衣服”,一边捆绑着农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这“三件衣服”。如农民工转户进城,他们在农村的土地也会有偿退出,城市建设用地将由此增加,城乡资源要素配置将更加均衡。
最后,扩大内需,持续拉动经济增长。农民工转户进城后,平等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其消费能力会大幅提高。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牵动全局的系统工程,总的改革成本约2000亿元:
在“入口端”,要算好五笔账:一是养老保险。按国家现行规定,给农民工养老,企业要付12%,但若变成城镇职工,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岗位、同样的人,企业要付20%。按平均月工资1000多元算,应多交100元,300多万人一年转户需30多亿,再按15年计缴,近500亿。这笔钱应由企业依法支出。现在重庆1万亿的工业销售值中,每年增加这几十亿支出,对于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微乎其微。二是医疗保险。按现有工资标准,企业按城镇职工标准为农民工缴纳医保,300多万人一年需增加30多亿,15年又是几百亿。同理,这也应由企业依法承担。三是住房。公租房主要覆盖对象之一就是农民工,人均一两百元租金是可以承受的。四是教育。按教育支出法定增长,教育投入应增加几十亿。五是就业。可通过快速发展工业和创办微型企业来增加就业岗位。再加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上几本账算下来共需1200多亿。
在“出口端”近800亿,也主要通过市场化手段来平衡。若死抱本本主义,农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权都归集体所有,等到这个集体所有成员户口迁出才予以处置,其实是对农民权益的一种剥夺,这部分资产也盘活不了。必须按市场化原则量化农民的使用权,重庆正好可通过土地交易所来实现。去年初土交所刚成立时地票的交易价8万元/亩,去年底10万元/亩,现在14万元/亩。如一户农民有一亩宅基地,退出便可得到14万元,其中2万多交给村里,11-12万元给农民。整个过程,并非政府掏钱包办,而是准备一笔大体50亿元的周转金。再有承包地流转,按预计稻谷产量计价,这笔费用由使用这块地的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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