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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说法,无为也是个宏观经济政策。中国GDP增长那么快,财政收入又这么好,怕什么?把经济增长留给民间,政府别管那么多,会更轻松。
政府应该把减税有意识地定为一个目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就批评过,什么叫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政府积极地花钱,而是减税,有财政赤字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到2010年4月份,财政盈余了1万多亿元,到年底就突击花钱。既然花不完,还要收这么多税干吗?
曹远征:提高收入有三个途径,这不是政策问题,而是已经展开的现实。一是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城市,工人工资已有实质上升,今年已出现这个现象,估计会持续上升。二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对社会保障的需要在增加,特别是对趋于老龄化的中国社会,对社保的要求更高,现在社保已覆盖农村人口,而且水平在不断提高。三是,在政府的发展战略上,要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也会有意识地作一些努力,居民收入是有望得到增长的。如果工资性收入每年提高7%-8%,10年就会翻一番。如果加上社保,算整个的人力成本,每年大概增长15%,这样5年就可以翻一番。收入增长的趋势已经在出现,我还是想强调,这不是政府政策,这是内在经济结构的变化、动力。
与这相关的,是钱从哪儿来的问题。工资成本上升是企业支出的,那么现在政府在这方面有没有钱投入?最重要的我认为是国有企业上市,作为准备,万一政府缺乏投入资金,可以通过国有企业变现,来填补社会保障。首批进入国资委重组平台的15家央企必须整体上市,做好变现的平台。总之国有企业保值增值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全民养老金的重要来源。与之相应的是,要做好两件事,第一,努力提高经营水平;第二,构造一个变现的平台,适应不时之需。目前这个趋势已经出现,央企的分红率已经在提高。
张仁良:最有效的方法是教育,教育可以脱贫,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不过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中央政府财政有盈余的话,要保证农民工下一代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中国社会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他们有责任带动大部分人富起来。中央政府应研究怎样启动企业社会责任,让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推动大家共同富裕。
税收肯定是一个手段,要看怎么用得有效。收入分三部分:国家、企业和个人。这三部分里面应该要砍哪一块?我认为首先应该国家砍自己那块。政府的财政收入应该做个预算,需要花多少,收取比花费的多一点点就行了,把主要部分还富于民。
受访者
曹远征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李维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张仁良
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王志浩
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部主管
陆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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