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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三年后的2010年,药监局早已进入“后郑筱萸时代”,却仍然陆续有多名中高层官员纷纷“落马”,被舆论评价为药监系统的第二场地震。此情此景,回想起当年颜江瑛的话,不禁让人倍感唏嘘。
“三年内,一个部门连续发生这么多起较大的腐败窝案,而且是在关系百姓生命安全的监管部门,说明腐败具有深刻的体制根源。”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在任何国家,药监系统都是国家民生方面的一个重要保障系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药监系统的权力分量就比较重。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我国药监局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管的问题值得引人深思。
当腐败遇上医改
事实上,竹立家的观点并非孤例。自1998年卫生部的药政局与原来的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合并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之后,国家药监局的管理体制几经变革,由属地管理变为垂直管理,管理权限逐渐扩大。2002年起国家药监局着手整顿地方标准,并收回了各地药监局的审批职能后,药监局的权力在2007年达到了顶点,因而,使郑筱萸现象成为那个时代权力过度集中的怪胎。
郑筱萸案之后,出于种种考虑,国家近年对药监局与卫生部之间的关系又进行了重新调整。2008年3月1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草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改由卫生部管理”。但由于“医学”和“药学”是相对独立的两个学科,药监局又处于一个相对较为独立的状态,权力仍然很大。
“现在的事实证明,我国哪个部门的油水最大、权力最大就最容易出问题。要想解决药监系统腐败的问题,就得加强对药监部门的监管和监督。”张赞宁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特别是在现在全国都在开展新一轮医改的大背景下,如果药监系统的腐败问题不能得到根治,必然会导致我们整个医改的质量下降,公众也会对政府进行医改、药改的决心提出质疑。”竹立家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他还建议,要根治腐败,必须强化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推进制度反腐。而监管的前提,就是权力需要公开透明。
长期关注中国药品管理体制的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对竹立家的看法也表示赞同。但是,他更倾向于相信药监系统的腐败案件仍属于个别现象,主要原因还是对部分位高权重的人的权力制约得不够。“实际上,目前媒体披露的问题,和是否在药监系统工作可能没有太必然的联系。因此,应该重点在建立内部的制约机制上下工夫。不能因为个别人的腐败现象而抹杀了整个药监系统取得的成就。”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讲师胡颖廉博士。根据胡颖廉提供给时代周报记者的相关数据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全国药品抽检合格率从90%左右上升到目前的98%以上,每百万人口药品不良反应(ADR)病例报告达到471份,数量和质量都大幅攀升,已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说明,尽管个别缓解有待改进,但机构改革10年来,药品监管绩效总体呈不断向好趋势,尤其是药品安全状况大有好转,制度和机构不断建立完善。”胡颖廉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那么,药监系统的腐败现象究竟是否会对当前医改产生影响呢?1月11日下午,时代周报记者致电卫生部原副部长、现中国卫生法学会会长孙隆椿。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腐败现象并不仅存在于药监局,而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医疗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基本药物制度也在逐步的完善当中。药监系统的个别腐败无法影响医疗改革的进行,没有必要将二者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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