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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正中:这是一个实质性问题。京津两地其实都可以从传统农业社会直接进入现代知识社会时代中,这要求两地必须把所有生产要素都纳入到现代产业体系里,十二五已明确提出中国要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但过去农业与工业与知识产业之间,相互不联动。那怎么办?比如搞创意产业,可以考虑发展创意农业,这样农业生产力的浓缩问题解决了。这要求充分放开,比如远郊县政策与北京市区政策完全一样,来北京的人与北京原居民所享受的政策完全一样,问题立刻得到解决。
但我们看得出来,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市每一次的产业发展,其推动政策,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都要对外来人口设置门槛,而一设门槛,大家就都有意见,然后就取消推动政策,于是接着就出现关联增长的问题。所以,只有产业之间的融合与联动,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才能使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也就是说,十二五期间,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生产力的浓缩和转移。
由此观察京津两地经济发展,其内部生产力没有得到浓缩,也没有相互融通,而人员的流动,是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的最活跃要素。近三十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流动性几乎决定了经济的竞争力。
地方权力竞争
远远超过经济竞争
《华夏时报》:中国目前已形成的三大经济圈,人口密度不断增强,但这些地区也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有活力的地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三大区域经济圈为了能在未来发展中取得优势,正在进行着一场角逐。而与其他两大经济圈相比,为什么京津冀经济圈的竞争力整体来看始终有些落后?京津冀为何竞争不过珠三角、长三角?
许正中:我认为,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进入市场。地域之间的分割,尚未形成标准化政府。我在《滨海新区打造经济增长第三极》这本书里,已提到这个问题。
而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是在同一个省级政府的领导之下进行。其地区之间的合作,主要由于香港经济的辐射,深圳、珠海和广州三角的拉动,然后还有东莞、中山等几个小虎的竞争。这样的内部竞争、集体向外的动力机制,使该地区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在长三角地区,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上海一海独大,但已形成了经济增长体,而其他地区的经济与其形成互补,在经济的长期互补过程中,解决了受权力制约的问题。
京津两地,一向是地方权力竞争远远超过经济竞争。当然,其权力竞争背后也是经济竞争。比如,当初北京选出海口,选的是唐山,而不选天津;北京产业转移,是向唐山转移,也不往天津转移。
因此直到今天,京津两地产业互补性尚没有形成。由于权力竞争的介入,京津两地区域经济的竞争机制不畅,流动不充沛,从而没有形成平面结构,而是形成立体结构,权力人为进入打了个楔子。
随着京津城际高铁的开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但问题存在的根本还没有彻底割除。
当然,两个城市之间经济的融合,必然有一个向高端攀升的问题。现在,中央已经明确,天津主要搞制造业,北京主要搞高新技术和创意产业。但在这样的异构化格局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高新技术产业,有的时候可以扩散到深圳,其与深圳之间的关联比与天津之间的关联还要紧密,这表明无论如何努力加速两地经济融合,很多历史形成的问题,比如文化的认可程度,政策的一致化程度,在这些条件上,一时难以有根本改变。我当时就提出,京津两地能否首先通过实现电话号码统一,和实现网上迅速漫游,实现两地人员往来与交流的迅速和无缝隙?
《华夏时报》:在您看来,京津冀仍然以行政区为板块的发展方式如何才能得到根本改变?
许正中:根本改变的办法是建立和打造标准化政府、服务型政府。比如北京、天津,包括河北,实行统一的公共服务标准,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将来全国都应该这样。同时各地方政府可在其授权范围内进行其他政策方面的竞争,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充分释放市场的力量,从而保证区域经济的发展。这当中主要还是为了充分释放个人的力量,这是基于人的发展,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社会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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