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总量“十连增”，口粮依然紧平衡

    粮食“十连增”是所有粮食加总，而不是口粮的“十连增”。粮食增产主要来源于玉米增产。由于口粮消费有其惯性，而且食物结构往往呈现渐近式调整，所以，不可能期望农村居民口粮需求会在未来短时间内出现大幅度减少，所以，口粮紧平衡将持续存在。

    毛学峰

    民以食为天。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非常重视粮食安全，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政策来保证中国的口粮自给率，使得中国的口粮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尤其是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支农和惠农政策，有力推动了粮食产量“十连增”，2013年总产量达到了60193.5万吨。然而，如此辉煌的成就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安全可以高枕无忧。

    我国粮食稳定增产能力不足

    媒体和学者铺天盖地宣传中国粮食实现“十连增”，但是事实上，从粮食产量来看，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十连增长”。1998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了一个历史高点（5.1亿吨），之后出现粮食减产，2003年达到了历史的低点（仅4.31亿吨），从历史角度看，当时已跌破1990年粮食生产水平（4.46亿吨）。2003年之后粮食产量才有恢复性增加，至2008年（5.29亿吨）才超过1998年粮食生产水平。2009～2012年都有较好的粮食增产表现，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8957万吨。2004年、2005年、2007年和2009年的粮食实际产量都没有超过粮食潜在产量。从这点看，粮食产量没有实现所谓10连增，换句话说，中国粮食生产稳定性基础仍旧不牢固。

    与此同时，中国还大量进口粮食。根据海关统计资料，2013年中国进口谷物类农产品达到了1458.5万吨，小麦、大米和玉米这3种主要粮食的进口突破1000万吨大关，食用油籽进口6783.5万吨，其中大豆进口更是高达6337.5万吨。除此之外，中国还进口了922.1万吨食用植物油（含棕榈油），进口食糖454.6万吨。通过梳理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食物消费统计资料，我们容易发现，中国对于肉类和植物油需求仍旧处于较快增长状态，考虑到国内耕地限制、水资源稀缺、生态环境的考量，未来大规模进口粮食，尤其是饲料粮是必然趋势。

    最后，还需要指出两点：第一，如广大媒体所言，政策和科技促进了粮食增收，无疑，天气也帮忙不少，这也暗示了“十连增”基础薄弱；第二，在城镇化逐步推进过程中，化肥投入已经无法再增加，在单产技术没有实质性突破情况下，中国粮食产量将面临增长瓶颈。

    “十连增”中口粮的增加有限

    2004～2012年间我国粮食年均增幅超过1500万吨，并首次连续6年保持在1万亿斤以上，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平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需要指出的是，粮食“十连增”是所有粮食加总，而不是口粮的“十连增”。从统计资料来看，稻谷和小麦产量的加总1997年达到32402.38万吨，之后呈现下降趋势，2003年产量只有24714.36万吨，之后呈现恢复性增长，此后的9年中仅有2012年（32525.92万吨）超过1997年产量水平。其中，小麦至今没有恢复到1997年产量水平。从分品种来看，与2003年粮食产量相比，2012年稻谷、小麦、玉米和豆类产量分别增加27.13%、39.93%、77.51%、-18.66%。与1990～2003年期间最高粮食产量水平相比，2012年的稻谷、小麦、玉米和豆类产量分别增加1.74%、-1.84%、54.65%、-22.79%。

    由此可见，粮食增产主要来源于玉米增产。由于口粮消费有其惯性，而且食物结构往往呈现渐近式调整，所以，不可能期望农村居民口粮需求会在未来短时间内出现大幅度减少，所以，口粮紧平衡将持续存在。

    贸易和流通环节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我国粮食安全还面临外贸条件与流通条件等方面的威胁。首先是贸易伙伴单一，贸易不确定性很大。从全球市场来看，玉米出口国主要是美国、阿根廷、巴西、法国、北非等，大米出口国主要有泰国、越南、美国、巴基斯坦、印度等，小麦出口国主要有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联邦等，大豆出口地主要是美国和南美地区。小麦和稻米出口市场集中度（CR3）为46%和61%，而玉米和大豆分别高达73%和87%。粗略地看，饲料粮的出口比口粮更加集中在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地区。但是考虑到可以通过直接进口肉类来调节饲料粮余缺，以及巴西、阿根廷和美国分布在南北半球，种植和收获季节差异性容易给中国提供更多选择，所以，口粮的贸易不确定性更大一些。

    仅从外汇可获得性来看，中国通过贸易进口粮食应该“不差钱”，但是粮食全球贸易量就那么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不可能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置之不理，更有甚者，如2008年和2010年全球粮食危机发生时，全球近3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等）限制了粮食出口，即使外汇充足也无法购买到充足粮食，并且各国限制出口也进一步推高了国际粮价，既增加了中国进口成本，也令其他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雪上加霜。以2010年为例，如果国内粮食减产10%的话，稻米、小麦、玉米和豆类减产分别为1957.6、1151.8、1772.5和189.7万吨。同期全球贸易量分别为3277、14516、10786、9338万吨，如果粮食歉收必须通过国际市场补给均衡的话，稻米的进口依赖程度高达60%，小麦依赖程度相对较小。如果以2001～2009年全球贸易量平均数来考量，稻谷、小麦和玉米的进口依赖程度分别为67.11%、9.84%、21.14%。所以，稳定国内口粮生产与全球范围内扩大贸易伙伴是实现国内口粮安全的重要选择。

    其次，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空间距离拉大，粮食快速通达亟待改善。传统的“南粮北运”已经越来越多地转为“北粮南运”，粮食生产与消费错位的问题加重，为满足主销区的粮食消费需求，需要调出或调进的粮食增多，粮食生产与消费的空间距离扩大，没有南北、东西粮食的快速通达，即使粮食供给丰富，远水也解不了近渴。2003年非典事件、2008年南方雪灾和5·12汶川地震、2013年雅安地震等外部冲击，无不凸显着关键时刻粮食的快速通达严重影响着粮食安全。

    再次，家庭层面粮食不安全广泛存在，社会保障水平亟待提标扩面。2010年底，按1274元的扶贫标准计算，全国贫困人口下降到2688万人，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新标准的出台，使得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到了1.28亿人。实事求是地说，从当前农村发展水平来看，农村居民家庭显然没有实现粮食安全定义的那种“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足够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而健康的生活”，城镇也不乏大量低收入群体，他们仍旧需要营养干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