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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近日举办的“解密中国经济奇迹、设计结构转型政策”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表示,中国30多年的发展成就大大超出了西方很多学者的预期,目前经济增速适度回落是正常现象,这说明中国已顺利度过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今后中国经济如能保持6%~7%的增长,仍然是相当高的速度,中国仍然可以如期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届时中国经济总量或将位居全球首位,人均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刘世锦认为,中国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现在还未探明。他表示,中国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转换,需要等待三只“靴子”落地。第一只“靴子”是基础设施投资,第二只“靴子”是出口,第三只“靴子”是房地产投资。等第三只“靴子”落地后,中高速增长的“底”或均衡点就会基本探明。中国经济将在今后一两年内完成增长阶段的转换,进入新的稳定增长轨道,即“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十三五”将是新常态形成并得以稳固的关键时期。 刘世锦表示,中国未来经济的新增长点体现在基础设施投资、城镇化、产业升级、消费升级,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以及创新等6个方面。高铁、地铁和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设施投资增长需防控风险、提高效率;未来20~30年,目前城镇常住人口近20%的非户籍人群解决户籍问题后,消费将增长30%;中国若通过产业升级达到与日美相同水平,会有30%~70%的提升空间;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是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到2020年将达45%;改进贸易和投资活动、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可以在某些领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除了技术创新外,商业模式创新也不容低估。 “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背后是经济结构重大调整和体制政策环境深刻变革,未来中国将面临三重挑战。”刘世锦强调。 首先,要有效把控和化解转换过程中的财政金融风险。中国目前比较突出的是流动性风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问题,通过“影子银行”、土地、地方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等渠道相互交织传导,形成风险传递循环。中国是“被动”应对危机还是主动改革,决定了中国能否避免大的金融危机。 第二,要有效提升非贸易部门的效率。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后发经济体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差距,更多表现在以服务业为主的非贸易部门。由于缺少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中国非贸易部门的效率较低,尤其是基础产业的低效率制约着整体效率的提升。服务业的产值比重上升部分由于价格上涨,而非效率提升。中国应当重点发展高生产率的生产性服务业。 最后,要拓展新增长领域并促进创新。新增长领域既可能由于潜在需求被挖掘,如教育、医疗、文化和体育;也可能由于新技术出现而触发,如网上购物、光伏发电;还可能由应对存在问题、寻求新增长模式而带动,如节能、节水、清洁能源和减排等绿色产业。应当加快要素市场建设,促进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开放,鼓励创新要素依据市场需求流动和适度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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