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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崔烜 本报记者 黄昌成 发自北京
“水电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2010年12月22日,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凌江在“中国水污染控制战略与政策创新研讨会”上作出这样的表态。环保官员直接质疑水电大坝,这在过去相当罕见。
但这种看法很快就遭到了水利专家的“反质疑”。次日,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就发表了一篇题为“环保官员应该懂得科学常识和起码的逻辑”的文章,认为“这位环保官员没有任何新意,而不过是重复一些伪环保污蔑水电的谎言”。
“‘十二五’规划提出了要优先开发水电,目前上报的目标比我预测的高出很多。”张博庭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在水利部上报的规划中,常规水电开工目标已由6300万千瓦上调到830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开工目标也从5000万千瓦上调到8000万千瓦,而直到2010年底,中国水电装机容量仅能达到2.07亿千瓦的水平。
如果上述目标最终获得认可,中国的水电将在西南争议地区密集开工,而其所依据的最重要理由也是环保—降低碳排放量。
毫无疑问,水电之争还将延续下去,它的未来尚未明朗;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它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希望能通过“环保”来说服对方,在争论中把握住话语权。
水电“不清洁”?
凌江在当天的会上透露,环保部近期在处理一个水域因水电开发而造成的水污染问题,结果发现,由于水流减缓和富营养化,该水域“水白菜疯长,水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他还进一步阐述认为,水电开发还带来了移民后移,地质破坏造成水土流失等问题,其损失都十分巨大。
事实上,对于水电建设是否破坏环境的争论已经延续多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水电大坝建设就开始趋缓,到了1998年,世界水坝委员会经过两年集中调查之后发表了《水坝与发展》报告,提出水坝对于环境的破坏令人难以接受的结论。这份报告后来也成为了许多环保人士的共识。
“受到类似观点的影响,这些年水电的建设非常被动,在宣传上往往处于劣势。”张博庭承认该报告给水电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但他同时认为,水电的负面作用被反坝者夸大了,强大的反坝舆论,使得“十一五”规划中的水电工程,最终只完成了1/3。而此次水利部门提交1.63亿千瓦的新增目标更多的是要为“十一五”补课。
“水库水质降低,绝不是水库本身污染了水体,而是水库对水体的要求高于河流。”张博庭认为,既然污染来自于岸上的排污,就不应当简单地认为是水电建设造成了河流污染,反而更能借此形成“倒逼”机制,严控流域中的排污现象,改善水质,“因为,凡是建设了水库的地方,都不再容许有人想把河流当作下水道使用,任意排放污水。”
但这样的理由未被环保人士所信服。
“所谓的倒逼机制,有时是很可笑的。比如说长江三峡淤积了大量小砾石,靠水库排沙系统是冲不掉的,会逐步堆积在水库里,为了保持库容,减少淤积,解决办法就只能是在上游再建一个水坝,最后一级一级地往上建,直到所有的河流都隔断,全部修建水库,这种下游倒逼上游建水库的机制,最后也无法解决问题。”著名环保人士、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主任于晓刚表示,尽管水电界宣称中国水电技术非常成熟,但泥沙淤积问题是水电无法解决的重大难题之一。
“水质污染不仅仅来源于水体自净能力的降低,水库本身因生物腐烂也产生沼气污染,在某些热带国家,类似的水电污染排放并不亚于火电站。”于晓刚还进一步补充道,大坝对环境破坏的污染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库区水质,水电对库区的生物多样性、下游的湿地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而且由于库区居民被后移安置,不得不上山毁林开垦新田,更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
张博庭也承认,目前水电开发成本中移民安置资金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几乎占总投入的一半。但是,据于晓刚了解,如此巨大的安置费用也仅能解决房屋、田地都在库区内的居民的移民问题,而房屋在库区外的居民,则只能“后靠”安置,因生存而破坏环境的行为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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