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域经济中“大展拳脚” 互联网金融需拓展商业模式
城镇化最好的发展方式是由本地人来参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不是单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计划。前者不仅在于调动了社会参与创新的活力,更重要的是增加人们对于所居住生活城市的依赖感和归属感。
互联网金融的优势正是在于调动过去无法参与城镇化的人们融入到城镇化的浪潮。其带来的不仅是融资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有可能改变中国县域经济与农村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模式,进而改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实践路径。
侯汉坡 陈洁
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和土地的城镇化。然而,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城镇化建设过于关注城镇化率,以至于留下了众多关于人和土地城镇化的经验教训。
首先,征地成为中国城镇化的最直接动力。这一模式固然爆发出城镇化中强大的推动力,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一方面,农村的集体土地很难自行增值和自主城镇化,农村集体土地的城镇化只能寄希望于城市边缘的对外扩张;另一方面,则给城市带来巨大负担,因为城市不得不为承担土地城镇化的“使命”而不断以“摊大饼”的方式向外沿扩张,从而推动城市规模无节制增长,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不断强化。
其次,农转非的户籍变更方式成为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否的关键标志,而限制农村户籍转为城市户籍成为迄今为止遭受诟病最大的城镇化措施。一方面,它创造了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名词“农民工”,这一保持农村户籍,却长期在远离故土的城市打工的存在催生了大量社会性问题,诸如春运高峰、留守老人儿童等;另一方面,那些由于被征地而获得城市户籍的农民匆匆忙忙从平房搬入楼房,农村社会结构被破坏却没有新的社区组织植入,农民户籍身份的改变并没有带来农村社会习惯和社会心理的城镇化,加上一部分农民没有在城市再就业的能力,赌博、犯罪、心理抑郁等成为这一群体的高发问题。
笔者认为,征地和户籍的城镇化方式使中国在过去30年走了一条“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城镇化道路。即占有资源的大城市可以吸引更多资源,而资源外流的小城镇则面临更多资源的流失。其后果,是小城市的基础建设、公共服务能力、就业能力与大城市形成天壤之别;而大城市则普遍出现城市空间资源紧张、自然承载能力负荷报警等问题。
如今,我国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其中蕴含了很多破旧立新的内容,如城市群空间形态的变化和城镇化核心内容的变化。城市群空间形态即指由过去的单中心层次结构向多中心都市绵延区发展,在绵延区中有1~2个核心大城市,多个副中心、县域经济支撑辅助,城市副中心和县域经济成为未来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关注点。而城镇化核心内容则由过去单纯关注城镇化率转向提高县域经济和新农村的就业容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从而实现人口的就地就近城镇化。
然而,城镇化目标的转变对县域经济提供就业和满足城市公共服务的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缺少资金是新型城镇化中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制约点,这既源于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现状,也与我国财税体制密切相关。我国的财税体制同时呈现出地方分割和层级递减的形态。中央与地方之间实行分税制,同时地方政府的层级越低,预算开支越有限。尽管县域的户籍人口并不少,但无助于预算改善。这与美国的分税体制不同,美国的税收大头来源于个人所得税,人在哪就向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纳税。
此外,我国地方政府存留的是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没有产业就不会有税收。作为神经末梢的县域经济几乎没有可以支撑地方预算开支的产业基础,多数只能依靠上级的转移支付来维持治理系统的基本运作。加之,一般而言,县域的户籍和土地指标等也大都受制于上级政府规划。由此可以说,我国以往采用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方式,是政府主导城镇化的路径。
然而,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成功的几种城镇化模式,我们可以发现尽管资本匮乏是所有县域都普遍面临的城镇化障碍,但这一困难并非不可克服。如苏南模式,以地方政府与集体农户合资筹建乡镇企业的产业驱动城镇化;温州模式,民间资本野蛮生长,从手工作坊成长到企业的市场驱动城镇化;深圳模式,外资开放贸易增长的开放市场驱动城镇化。
总结以上提到的这三种模式,说明城镇化的驱动离不开两个要素:
首先,是市场管制松动推动市场创新。上述三种模式中,苏南模式带有相对较强的政府色彩,但三者无一例外都是依靠计划经济管制松动、调动民间活力带来产业和城镇化创新的发展契机。
其次,资本为市场创新提供支撑。上述三种模式的资本来源各不相同,如苏南模式的资本来源于地方政府和集体农户,温州模式的资本主要来源于民间积累,深圳模式的资本则来源于境外。但无论资本的来源是什么,资本都扮演了为市场创新提供激励、推动创新扩张的关键角色。
由此,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方式不是解决中国城镇化的有效手段,也不是解决县域经济新型城镇化资本问题的最有效方式。真正有效的途径在于自下而上地激发民间创新和集聚资本的活力。
如今,互联网金融发展如火如荼。在笔者看来,互联网金融并非在所有的金融环节中都具有挑战传统金融的优势,具体来说:
首先,互联网金融(如众筹模式、P2P等)目前主要功能在于帮助传统金融解决融资的效率和成本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在需要依靠大规模人海战术、需要铺线铺面才能实现的环节是互联网金融优于传统金融的领域。传统银行机构在中国设立了20多万家银行网点和50万台ATM机来保证覆盖充足的存款来源,而互联网金融机构需要的仅仅是20人以下的小型团队,便能通过用户的智能手机或电脑触及到目标借款和贷款来源。
其次,在那些需要个性服务的领域,如资产评估、风险评估、征信等领域,由于对服务个性化、多元化、复杂化的要求,使得传统人力处理的安全性和准确性高于互联网金融。
由此,我们对于互联网金融参与新型城镇化就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理论上讲,任何城市的城镇化对资金的需求都来自于两个层面,其一是政府财税主导的公共投资,其二是私人投资和融资需求。而互联网金融在政府财政参与的公共投资领域可以发挥的作用有限,其原因在于在政府公共投资领域中投资主体和借贷主体都相对明确,且数量有限,需要的不是人海战术,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服务,这是传统金融擅长的领域。然而在私人投资和借贷需求层面,互联网金融有广阔的空间可以挖掘,尤其对于人口密度较低、物理网点覆盖成本更高、金融资源相对匮乏的县域经济而言更是如此。
事实上,互联网金融在县域经济中的爆发并不是遥不可及,相反它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对县域经济的渗透。2014年春节的一周假期内,余额宝在三四线城市猛增了700万新用户,原因在于那些曾经在大城市打工的人返回老家后,又带动老家的亲戚朋友加入到余额宝的行列。我们可以相信未来这种渗透会更快、更猛、更具有企业主动扩张业务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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