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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雁冰 师同
2010年11月30日,倒计时最后一天。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重庆五省区共92150户灾民,每户获得善款2000元。
而此次庞大的公益活动之后,是一次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在6个月之内,让西南五省区9万多户农民都拿到曹德旺父子的2亿元捐款,差错率低于1%,管理费用不超过善款总额的3%。
1月12日,第三方评估机构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以及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审计报告:此次捐助达到了预期要求。
曹德旺顺利捐出两亿,中国扶贫基金会也证明了自己的公信力。在公益界人士看来,这更像是一位企业家挑战行政主导的公益行动的实验。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的话说,“这是企业的公益问责。”
“做慈善和企业管理是一样的,必须上手腕,先跟你讲清楚我要做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由谁来做,做好了怎么讲,做坏了怎么处理你。”曹德旺对本报记者表示。
6个月9万农户
2010年5月,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广西、贵州、重庆和四川五省区市贫困家庭捐赠善款2亿元,创下国内最大的一次性个人捐赠最高纪录。
5月4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亲自来到福建,与曹德旺签署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包括:资助92510户灾民,每户2000元,在当年11月30日前,分布在五省区市的农户要足额收到善款,否则曹氏父子将收回这笔捐助。
“我仔细阅读了协议书,他(曹德旺)对基金会如何执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不是把钱捐出来就算了,还要选择有执行能力的机构去执行,而且亲自参与执行过程,对全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当日的会议上,段应碧评价说。
面对这样的协议书,段应碧自云心头有点打鼓。从福建回来的飞机上,他和基金会的同事讲,这个项目不是简单的“发钱”的问题,做起来比基金会其他项目难度大。
将2亿元发到近十万个农户,从五个省市区选出真正有困难的受灾户,同时怎样保证这些钱不被截留,能够直接送到这些农户的手上,成为基金会必须考虑的问题。
2010年5月21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武定县狮山镇前山村调研时,问及该村村民小组组长:“如果我们给你们26户资助名额,可是你们村有30户人,该怎么办?”
组长答曰:“首先我自己不要,然后再动员3个老党员、老干部不要,剩下的26户都给”。工作人员再问:“如果只给15户人,而且不允许你们拿到钱后又私下平分,该怎么办?”。组长沉默片刻答曰:“这钱我们不要了”,理由是“不好分,得罪人”。
最后,基金会在方案中决定,农户家里有人拿工资的不给,家庭年收入超过当地平均水平的不给,按照这些标准,村里有多少符合的就资助多少。
此外,基金会决定,“不让地方政府碰到钱”,直接从扶贫基金会打入老百姓账户中。
这一设计,在地方政府中引发争论。比如当地提出希望先把钱打到省信用社,再发给农户。最后基金会没同意。“如果信用社过账,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什么动机,哪怕滞留几天,这么大笔费用,难说不会出现问题。”一位基金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最后,扶贫基金会坚持要把钱直接打给农户,为每家直接办理存折,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基金会的工作量骤然上升。
“幸好到去年10月30日项目就结束了,我担心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作为会长我是满意的。”段应碧认为,曹德旺派人全程监督,是项目能够完成的重要原因。“我也希望以后的捐赠者都这样,不光把钱给我们,也要监督我们怎么用。”
项目管理费不超过3%
双方协议规定,项目完成日期为2010年11月30日,项目管理费3%,按照总额计算,管理费用不超过600万。
3%的经费比例,是企业家的经营理念对慈善成本的考量。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基金会所筹资金使用情况有明确规定,基金会从捐赠资金中列支的管理费用不得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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