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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上涨的学费,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的领先复苏,迅速将亚洲商学院与欧美商学院推到了同一竞争平台上。
2010年10月底,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郑国汉再一次来到北京。这次的旅程,让郑国汉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香港科大商学院发展的机会与瓶颈。
“亚太地区经济正在迅速崛起,想成为整个亚太区域顶尖的商学院所需要面对的竞争非常激烈,除了欧美商学院以外,新加坡等亚洲商学院的力量也不容忽视。” 郑国汉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两道难题
香港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自由港,欧美商学教育对其影响至深。对于香港科大商学院来说,一位称职的院长,不仅需要具备学术能力,还需要具备筹资能力和领导能力。
此前十余年郑国汉一直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任教,1992年,在听说香港科大创校后回到香港任教。1997年,香港科大商学院第二任院长离职,香港科大立即成立院长遴选委员会,在全球范围内选拔院长人才。
这是一次全球范围内的“猎头”行为,香港科大亦付出了高额的猎头费用。几轮初选后,目标候选人锁定三位,两位来自北美,还有一位就是以代理院长身份任职的内部候选人——郑国汉。
全球遴选的时间长达20个月, 1999年3月,郑国汉击败对手,正式获委任成为香港科大商学院院长。
“院长不是CEO,不是老板,院长和教授之间,不是上下属的关系。”回忆起漫长的遴选过程,郑国汉告诉本报,“作为一个商学院的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获得所有员工的尊重,制定共同的目标和愿景很重要。”
这或许是郑国汉在遴选中胜出的秘诀。“我相信选择我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的理念和香港科大商学院发展的理念更契合,那就是,要把香港科大商学院办成一所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性顶级的商学院。”
虽然在遴选中获胜,但郑国汉并不觉得轻松。
香港科大商学院有自己的优势:即凯洛格—科大EMBA课程,这一课程由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Kellogg)管理学院合办,分别于2007年、2009年和2010年在《金融时报》的相关排名中名列世界第一。“这也是最盈利的课程之一。”郑国汉透露。
让他觉得不轻松的,是两道沉甸甸的难题。
一方面香港科大是一所年轻的大学,创立于1991年。创立之初仅有13名教授。这在香港本地,无论与有七八十年创校史的香港大学,还是有四五十年创校史的香港中文大学相比,都显得资历尚浅。作为一所新兴的大学内部的新兴商学院,如何快速得到香港人乃至全球范围的认可,是摆在院长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另一方面, 1997年之后,香港大学老师的薪酬普遍下调。与欧美商学院相比,香港科大讲师的待遇则要比同类欧美商学院低大约30%,教师的流失率非常大。“人家抢我们人。”这一点,让身为院长的郑国汉十分为难。如何选拔人才、留住人才,是郑国汉面前的第二道难题。
一把国际牌
作为一所新兴的学院,最大的劣势就是缺少底蕴,而最大的优势就是“创新”。作为香港第三所大学,为了迅速得到港人乃至全球的认可,校方决定,要做一所创新的研究型国家化大学。
所谓的创新,不仅仅包括教育体制,更包含了学习研究。由于此前是英国属地,香港以往的大学教育制度沿袭了英国的教育制度,每所大学里只有少数几个教授高高在上,其他的都是讲师和助教。
“这是一个等级很鲜明的教育体制。而美国式的学校则不同,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每个人的级别,全看他进校后六七年的表现。这是一个很有活力的机制,中国现阶段不能没有创新。”为了更好地适应发展,香港科大决定,选择更灵活和有竞争力的美式教育体制。
此外,在课程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除了原有的商学院课程以外,还结合了很大一部分宏观经济。比如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对于社会责任和风险管理的部分被纳入教程。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企业家也被邀请来讲授实战经验,比如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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