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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流织就一种强大却纤细的纽带,将美国和中国以某种亲密但不情愿、有些不安的方式捆绑在一起
我们所要讨论的话题是关于资金的流动——在这段时间,流出方基本上是美国,而流入方基本上是中国——以及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流动,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些流动,此外应该如何限制乃至终止这些流动。这样的资金流织就一种强大却纤细的纽带,将美国和中国以某种亲密但不情愿、或许还有些令人不安的方式捆绑在了一起。与资金的转移必然相伴而行的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转移:经济的实力、政治的实力,还有军事的实力,以及社会和文化的实力。另外,随着实力版图的变迁,现有的全球秩序有可能走向成熟,但也可能受到威胁。
美国的贸易赤字已经延续了40年之久,它的支出超出了自己的生产,这个差额通过进口来弥补,支付差额的手段则是不断膨胀的美元债务。美国的长期贸易赤字是其他国家成功执行的高速增长策略的对立面,是增长奇迹的故事必不可少的另一半。首先是西欧国家,然后是一个接一个的东亚国家:把农民从生产率极低的农业部门中转移出来,让他们利用机器来生产制造品。那么,谁来购买这么多的产品呢?当然不是依然留在乡村的广大的本国农民,他们没有购买力。为了保持繁荣,大量增产的产品必须出口。当西欧那样的半个大陆,或者像日本和后来的中国那样幅员辽阔的大国的生产超出了本地消费能力的时候,就必须由另外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大国(也就是美国)通过超过生产的支出,才能把对方的富余产品买下来。于是,首先是在西欧国家,然后是在日本,以及在最新崛起但也最显著的中国,从贸易顺差中获得的美元财富就必然大量累计起来。而美国则注定会目睹本国的工业在进口产品的冲击面前节节败退:最早是纺织品、服装、鞋类和玩具产业,后来随着亚洲制造商在工艺和价值链上的提升,又蔓延到钢铁、造船、汽车和电子产业。
这样一种国际经济秩序虽然在根本上说难以为继,事实上却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西欧国家和日本已经成为这场游戏中不容置疑的赢家,它们步入了富裕国家之列,没有被美元所窒息。而中国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是这个世界从未见过的,这样的速度和规模给当前的货币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的紧张压力——我们可以斗胆称其为“第三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吗?类似程度的紧张压力,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美国和西欧国家的贸易并没有给布雷顿森林体系带来。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没有被70年代-80年代美国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之间的贸易所破坏。
随着其他国家掌握了庞大的资金实力,美国就不再是惟一的超级大国了,它正走在演变为一个正常的但实力依然显赫的大国这一艰难而危险的道路上。美国必须从现在开始,以一种自“二战”以来未曾有过的态度,来认真记录和密切关注其他大国的愿望和感受。同时,鉴于美国已不再能非常轻松地发挥惟一的超级大国的作用,其他大国——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也就不再能够继续享有过去的令人尴尬的袖手旁观待遇。
因此,中国和美国双方都必须从根本上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它们都需要向同样的总支出等于总产出的宏观经济均衡点迈进,但调整的方向迥异。这样的变革既不应该也不可能在突然间完成,而是需要时间,也需要两国的政治领袖勇敢地采取措施。中国正急于在未老之前变得更富,正急于变得像先进国家一样富裕,这既是其愿望,也是其权利;对它来说,调整意味着转向由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总体上看,对于中国的民众而言这当然是件好事,但经济结构的调整绝不是轻松的、毫无痛苦的过程。对美国来说,调整则意味着更少的开支,完全逆转在过去50年间起支配作用的削弱制造业而壮大金融业的结构调整方向。美国的调整将会更加困难和痛苦,在初期阶段,需要对问题和任务的严峻程度有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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