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乞丐 乞丐年薪十万 揭秘乞丐要钱之道(图)(2)
上车前,调整好录音机。
“乞丐”月讨三千
此时正值上班高峰,车厢里挤满了乘客,公交车一路颠簸,他们三人拥在一起,没有唱歌乞讨的打算。
车到大东门,“洪七婆”拿出一红色翻盖手机打电话:“你们可以上车了……”大约是吩咐另外一组注意些什么。十多分钟后,车到阅马场,残疾男子和“蓉儿”下了车。“洪七婆”没下来,随车向汉口方向去了。
8时10分,“蓉儿”和她的“搭档”上了一辆790路空调车,记者紧跟其后。这辆车不算拥挤。上车约莫1分钟,“蓉儿”走到车厢前面开始演戏。
“蓉儿”用可怜巴巴的语调说:“各位大叔大婶,我妈是残疾人,我爸早就死了,我们兄妹俩生活很惨,你们可怜可怜我们吧,现在我们就开始唱歌。”说完,残疾男子放音乐,“蓉儿”唱歌。其间,男子伸出残疾双手,逐个讨要,乘客中有掏1元的,有给5角的。这一趟,大约讨了十几元。
车到汉阳古琴台,他们换乘536路空调车,记者跟着上车。同样的一幕开始——
“蓉儿”带着哭腔说:“各位大叔大婶,我们家里穷,兄妹俩生活很惨,请发发慈悲,给点零钱,我们给大伙唱歌。”许多乘客出于无奈掏钱。这一场,他俩又有十几元的进账。
几经换乘,他们到了利济北路,两人下车后来到街边一角,东张西望后,一起数钱,将纸币分成一扎一扎用橡皮筋扎好,硬币则用报纸包起来。收拾完毕,二人进入巷子里面过早去了。
记者跟踪发现,整个上午,他们专门换乘高档公交车,每次讨得钱后就下车。到上午11时许,这对“搭档”的收入已过百元。
中午时分,他俩来到马场角,在一路边花坛处,记者发现“洪七婆”正在那里等候。“蓉儿”和残疾男子走过去,将小黑包里面的钱交给了“洪七婆”。不多时,早上和他们一起出来的另外一对“搭档”也来了,同样是来给“洪七婆”交钱。“洪七婆”接过来快速点了点,表情突然严肃起来,随后对他们数落了一番。“蓉儿”躲在一边做鬼脸。
然后,五人一起去了一家简陋的街边快餐店,点了一荤三素,花了约20元钱。
下午,两组人马再度分头出动。记者观察发现,他们挑选讨要的对象时多有“讲究”,重点对象是中年妇女、中学生和老年人;尤其在看上去像是一对恋人的面前,不给钱绝不离开,碰到有些乘客只给一两角钱时,他们则一律拒收,对这些“寒酸”的施舍者,有时还要挖苦两句。
下午4时15分,记者跟踪的这一组“满载”而归。一天下来,已有200多元的“进账”。“神秘乞丐”给记者粗略地算了算,他们每人每月有3000多元的收益。而“洪七婆”手下有4名乞丐,保守地说来,一年她有十万元的收入!
车内演艺卖唱。
记者混入“丐帮”
几天的跟踪,记者没有更多的新发现,于是,再打电话给“神秘乞丐”,要求他“指导”。电话那头传来埋怨声:“我天天买你们的报纸,怎么没有看见你写的报道?”
记者强调,目前采访到的“猛料”不够多,并趁势“引导”道:“如果不进一步深入采访,这个报道就无法做下去了。”
“神秘乞丐”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妥协了。但他强调,不要在报道中刊登他的姓名和照片,记者满口答应。他说下午5时是他的“下班”时间,到时候,请记者去武泰闸粮油市场门口与他见面。
当日下午5时,记者身着脏衣、蓬头垢面,按时来到约定地点。果然,“神秘乞丐”就是第一天记者看见的那个中年男子。
拐过井岗村一条长长的小巷,从一片屋檐下走过,再穿过一户民宅,“神秘乞丐”带记者来到他家。
他说这是他一家三口租住的房子,儿子上学还没有回家。记者看到,室外走廊被当作“厨房”,他的妻子正在做饭。不大的室内摆放着一大一小两张床,床头还有一部电话,整个屋内尽管拥挤,但还算整洁。
屋内还坐着另一个残疾人,“神秘乞丐”风趣地说:“他是我的‘同事’,来武汉唱歌乞讨已有5年了,是个老江湖。”
两人告诉记者,这里的乞丐大都是监利人,靠卖艺行乞,都是“规矩人”,从来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但这两年,有人破坏“帮规”,他们有些看不惯。他说,这就是他打电话给记者报料的原因。
他们介绍道,两年前,这里来了个“洪七婆”,40多岁,湖南人。她从湖南带来的四个手下,据说都是花钱买来的。那两个小女孩五六岁就出来乞讨,现在都不满14岁,她们被要求喊“洪七婆”为“妈妈”。小女孩出去乞讨都有任务,每天不得少于100元,否则就要挨打。“这是虐待儿童!利用未成年人行乞,属于违法行为。”——看来,他们还比较留意与乞讨有关的法律规定。
他们说,有一次,“洪七婆”追打“蓉儿”时,邻居实在看不惯,打110电话报警。民警来了,“洪七婆”谎称是在管教自己的女儿。
为了让记者进一步了解内幕,他们决定带记者去其他几个乞丐家串门。
来到小巷深处,两人带记者来到一被称为“李帮主”的家。他们说,其实这只是他们相互的戏称而已,并不像电视里面的“丐帮”那样等级森严。在井岗村,他们从来不跟附近居民来往,只是乞丐之间相互交流,在这个乞讨行业中,自然形成了一些“行规”。
进了“李帮主”家,记者看到,不大的一间屋内,潮湿阴暗,房屋一角架着一个煤气灶,一妇女正在煤气灶旁边清洗鲫鱼。一般情况下,“帮主”都有一个女人在家洗衣做饭看家。
屋内有两张床,中间用一块旧床单隔开。一老年男子翘着一条腿躺在靠外边的床上,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李帮主”。床边,一个腿部有残疾的男孩用手支撑在地上,正在抽烟。
“李帮主”忙拿出一包“长城”牌香烟,给客人一一递上。
“神秘乞丐”笑着问他们今天收入如何。
“李帮主”说:“唉,不行啦,今天脚疼还没有好,新来的这个徒弟还没有入行,我们3点钟就回来了,一共才搞到6块钱。”
这是“行话”,“6块钱”就是60元。
“你那两个丫头还没回来?”
“应该快回了。”“李帮主”也带了三个手下。
他们交谈说,现在“老江湖”们年龄大了,跟不上形势,流行歌曲唱不过小丫头,乘客不大愿意掏钱。“李帮主”说,他已练了好几天,到现在《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歌词还背不下来。他说,下午在车上看见一个打扮入时的嫂子,嘴里正嚼着口香糖,等他讨到这嫂子面前时,她却闭上眼睛装睡着了,刚一离开,她又开始嚼口香糖。“李帮主”表示,打算多带几个小徒弟来养老。
谈到“洪七婆”,“李帮主”也说她太刻薄,做人不厚道,坏了他们的“行规”。
谈话间,两个十多岁的小姑娘进了门,一个姑娘将随身携带的录音机放好,另一个姑娘将皮包交给了李。李数着数着,脸上露出了笑容。喃喃道:“不错,比我们强多了。”
“神秘乞丐”伸过头去,忙问搞了多少钱。
李帮主回答说:“有20多块(200多元)呢。”
乞讨队伍壮大的隐忧
隔着“李帮主”家十几米,是“刘帮主”的租住屋。这里居住条件较为简陋。别在“刘帮主”腰上的手机和饭桌上的“高档”酒菜,与他的居住环境形成强烈的反差。
在与他们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时下,老“帮主”们也感到了危机,一些小乞丐往往更容易获得人们的同情,乞讨收入普遍比中老年乞丐强,一旦“出师”,纷纷拉杆扯旗独立单干,“帮主”日益年轻化。由于乞讨渐渐成为“收入不菲”的行业,偏僻农村的小女孩和残疾人成了“抢手货”,纷纷被当作“摇钱树”带进城里。
职业乞讨队伍的壮大,装模作样变相行骗现象的增多,让人忧虑:一旦信任感消失了,同情心崩溃了,还有多少善心可以重来?
有学者指出,乞讨者中的未成年人,不少是被骗来的。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公安部门一旦发现,就应追究监护人和幕后组织者的责任,如此才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规范乞讨行为。
社会学家则指出,综合整治“乞讨”现象,除了积极引导贫困人口生产和就业,不断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外,还必须严格执法,杜绝“乞讨行骗”现象的蔓延。否则,只要直接施舍的善举存在,以获利甚至行骗为目的的“乞讨”活动就永远都有存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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