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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标准并非越严越好 “不是说追求无污染的技术不好,而是追求这样的技术完全不划算。好比我们现在已经解决了95%的污染问题,如果达到100%,就要耗费比前面的95%多很多倍的财力和物力,为了剩下的5%值得吗?”著名能源经济学家林伯强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换句话说,受访专家认为,煤电治霾应该遵循社会总成本最低的环境经济学原理,标准不是越严越好,更不能无节制地花费环保成本。 从环境经济学原理可知,污染的合理限值就是社会总成本最低时所对应的污染物排放量。社会总成本为污染治理成本和环境损害成本之和,由污染物治理量与边际治理成本、污染物排放量与边际损害成本等因素决定。 一般情况下不论对一个企业还是对区域的污染治理,污染物排放治理边际成本随着污染治理效果提高而增大(如除尘效率为99%时去除每千克烟尘治理的费用要大大高于除尘效率为90%时去除每千克烟尘治理的费用)。当治理效率接近零排放时,治理边际成本往往呈指数式快速增长。而边际损害成本与此相反,即随着污染治理效果增大而减少。当边际治理成本曲线与边际损害成本曲线相交之时,相交点所对应的排污量就是社会总边际成本最低时的排放量。 王志轩以北京市的燃煤电厂改为燃气电厂的例子证明了这一观点。北京燃煤电厂原煤消耗量为927万吨(发电643万吨、供热284万吨),其中,高井电厂、高碑店电厂、国华一热、京能热电(以下简称4家电厂)消耗燃煤913万吨,约占全市燃煤的40%,但是2012年,这4家电厂占北京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三项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合计仅为2.5%,这种替代从直接环境效益看很小。 而从间接环境效益看,在天然气紧缺的前提下,用燃气替代散烧煤的效果要大大优于替代燃煤供热电厂,更有利于区域环境质量的改善。由于燃气热电联产替代的成本要大大高于燃煤热电联产,北京的替代方案使燃气发电高于燃煤发电约0.2元/千瓦时以上,污染物削减成本大幅度增加。如其中一家电厂的年运行成本增加10.2亿元,污染物削减增量成本达700元/千克,高于全社会平均污染治理成本数百倍,也造成了被替代的煤电固定资产的浪费,增加了电厂投资方的风险。 从能源供应的安全性看,燃气与燃煤发电供热相比,气源的可靠性和供应系统的可靠性降低。从解决就业看,4家电厂员工数千人,而新建燃机项目可提供的岗位仅200~300左右,不到1/10,多数职工将面临转岗和安置。 因此,多位受访专家建议,与其追求“近零排放”,不如效仿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制定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时采用的“最佳可行技术”的方法。“最佳可行技术”的特征表现为:在一般煤质和运行工况下,电站除尘设备的效率可达99.5%以上,烟气脱硫效率可达95%以上,烟气脱硝效率可达80%以上。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污染控制要求,则污染控制设施所产生环境效益明显下降,经济代价明显上升,污染控制设备自身的能量消耗和资源消耗明显增大。因此,除非在特定地区(如我国的特别排放限值地区)且经过充分论证外,不应采取得不偿失的过严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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